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汪华龙西晋石尠、石定墓志，1919年发掘出于洛阳城外东北五里、北邙山南麓马坡村，曾多次周季木珍藏，后归故宫博物院。石尠，是西晋太尉石鉴之子，曾参予诛杀杨骏，杀于西晋末的战乱。西晋石尠墓志一 诛杀杨骏：风雨式乾殿诛杀杨骏，是西晋武帝、惠帝之际的大事件。

武帝晚年对身后事的决定，是以宗室司马暗与外戚杨骏互相抗衡，夹辅惠帝。杨骏外调司马暗，独揽大权。

永平元年（291），惠后贾南风鸠集司马玮等，将杨骏诛杀，武帝的筹谋尽付东流。随贾后专权、八王之内乱，西晋王朝南北瓦解，福原启郎视为修复“公权化”国家的最后告终。中古史研究中，发掘出墓志等新的资料的价值，毋庸赘言。史家笔下的杨骏之诛杀，不免因“推倒放电影”而卖弄简陋。

石尠墓志，既可补足细节，亦说明了新问题。西晋石尠墓志拓本志云：（迁至）中书侍郎，时刚强内省，值杨骏作逆，诏谓之尠式乾殿，在事正色，使诛伐不滥。式乾殿，或为曹魏洛阳宫新的殿。《通鉴》胡三省注云科皇后宫，不确。

式乾，是指皇帝取法于天，而非胡注“乾父坤母”。魏晋南北朝，皇帝少于式乾殿宴会公卿、谈论文义，当科皇帝宫便殿（参《宋书·蔡廓传》），《读书史方舆会议纪要》以为在北宫南。诛杀杨骏，主事者为惠后贾南风，“诏谓之”一事，应出其手。当日，或以后宫不便外臣进出，而式乾殿既较正殿偷窥，又可有鉴于于皇权，故沦为贾南风于宫中谋事的大本营。

钱国祥：《汉魏洛阳城北魏城门分布图》贾南风为何招石尠进式乾殿？石尠又何以能“使诛伐不滥”？石尠“中书侍郎”的职任，是理解的关键。西晋的中书省，是草拟诏命的机构。

《太平类聚》遗晋令云：“中书为诏令，记会时事，典作文书”，是形诸法令的明文规定。（参祝总斌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）掌控皇帝诏命，特别是在是草拟权，是杨骏专权的重要一环，也是东汉外戚经常“录尚书事”的成法。武帝病危，杨后（骏女芷）诏以杨骏辅政，“帝颔之”，杨后立召中书监华廙、令其何劭不作遗诏。杨骏灭亡后，其党羽不受株连而夷三族的，闻有中书令蒋俊。

蒋俊其人，史传无考，当是杨骏调整中书人事所充当的心腹。杨骏又以其甥段甚广、张劭掌控宫中，“凡有诏命，帝省讫，进呈圆形太后，然后乃出”。

经上述人事安排，杨骏以求内外文笔的掌控皇帝诏命。诛杀杨骏之际，贾南风大自然要充满著杨骏一系的中书吏员，而被召至式乾殿的中书侍郎石尠，或分担了针对杨骏及其党羽的一系列诏命的草拟。“在事正色，使诛伐不滥”，不应是石尠在草拟诛捕诏书时，惟按贾后主张，而是有所全济。

（原因详后）政变之际，数通诏命有多大效力？如福原启郎、仇鹿鸣所论，由武帝一手扶持的外戚杨骏，并不为宗室、功臣接纳。杨骏独自，杨太后在内，内外文笔，是杨骏以求专权的根基，也是其敌所在。

贾南风对政变的谋划，于是以切中要害。对于政变，杨骏早于有防止。假手杨后的武帝遗诏，授权其进出宫廷均补宿卫，“所持兵仗进出”。

洛阳宿卫，由杨骏亲党掌控近半。政变当日，杨骏亦有所察觉到，“时骏居于曹爽故府，在武库南”，随时可以整军一战。四十年前的高平陵之逆，是杨骏浅以为灌顶的。贾南风之策，则是阻隔内外，砍断杨骏与杨太后的联系。

政变之初，司马玮屯司马门，司马繇屯云龙门，司马伸寨东掖门，裴頠寨万春门，未以武力突袭杨骏。杨骏所面临的，不是军伍对阵，而是史书再三提到的“中外戒严”“内外必经”“内外隔塞”。

杨骏幕僚劝说其火烧云龙门、进万春门，谓之军入宫，或是破局良策，但杨骏并未从。等到贾南风“入贡奉诏废置骏”，杨骏只好引颈就戮。

比起杨骏，宫中的杨太后，确实曾严重威胁贾南风的密谋。五十年代洛阳发掘出的徐美人（义）墓志，记政变中：杨太后呼贾皇后在侧，视望 祗，秽为告发……美人设作虚辞，皇后得弃离元恶。假如当日贾南风被约束于杨太后宫中，而无法在式乾殿互为定策，诏无所出，事态将如何发展呢？贾南风阻隔内外，实际是捆绑了杨骏“代王言”的有可能，并取而代之。

为贾南风“代王言”的，或即式乾殿内的中书侍郎石尠。那么，石尠当日“刚强内省”，是恰巧，还是密谋？二 石鉴父子：沉浮武惠间福原启郎特别强调了武帝主导下，策立太子、齐王攸归藩以及外戚杨骏兴起等系列事件的意义，视为西晋政治的“私权化”。仇鹿鸣则特别强调咸宁二年为“不起眼的巨变之年”，借扶持外戚杨骏以与功臣、宗室互为鼎足，武帝更进一步扩展了皇权。武帝的一系列措施，归根结底，在于保卫司马衷的继承权，以保证帝系在武帝一支中沿袭。

以此视角，石尠的仕宦简历，显露出有尤其的一面：较少不受赐官太中大夫、关中侯，除南阳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尚书三公侍郎……迁至南阳王友、廷尉于是以、中书侍郎……（按，诛杨骏后）拜为大将军秦王长史。志文南阳王、秦王，皆指司马柬。

咸宁三年（277），司马柬由汝南王徙为南阳王，太康十年（289），再行徙为秦王，于是以与墓志有异。武帝以求成年的嫡子，只有武元杨后（媚）所生的司马秉、司马柬兄弟。

武帝必立司马衷为太子，如韩树峰所论，在于张“而立嫡以宽”之帜，以杜绝朝野迎立楚王司马攸的敦促。司马柬，则是司马衷的“保险”。

司马秉如果失位，或有害，司马柬必有武帝对储君的不二人选；司马衷如成功即位，“沉敏有识量”的司马柬，亦是武帝眼中的鼎力救助。石尠的简历，除任廷臣之外，一直进出于司马秉、司马柬的幕府。或可推测，石尠是武帝为司马秉兄弟所挑选的潜邸之臣。

石尠夫人诸葛氏，与此或不无关系：夫人琅邪阳都诸葛氏，字男姊，父字长弘，晋故廷尉卿、平阳乡侯。毛远明认为，诸葛宽弘，即武帝诸葛夫人（淑）之父诸葛冲。换言之，武帝、石尠同为诸葛氏之婿，这一重私人关系，或可视为外戚关系的引阔，于是以与武帝借外戚以隆私权的谋划有异。

其父石鉴在武帝时代的浮沉，均可由此索解。晋武帝一朝政局中，“出自于寒素”的太尉石鉴，少见注意。武帝不受禅（265），石鉴年过五十，封堂阳子。

不受《晋书》断限的影响，石鉴在曹魏时代的活动，记述不多。石鉴曾任魏侍御史、御史中丞，皆掌奏劾，本传称“朝廷惮之”。《北堂书钞》存石鉴碑云：为治书侍御史……直方其道……频居爪牙之任，鹰跱虎视，而庶僚风行。

于是以与本记有异。由爪牙鹰虎的评价，石鉴在名臣大族为主导的魏末晋初政局中，是风貌迥异的异质分子。名门京兆名族的杜实，堪称与石鉴公开发表交恶。

武帝前中期，石鉴两膺方镇之任。泰始六年（270），树根机能反于秦州，石鉴奉诏进讨，军还，杜预奏其论功不实，石鉴免官。旋即，重拾落成的石鉴，在对吴战事中，再行以虚报首功而免官，晋武帝并下诏书：往者西事，公欺朝廷，以败为得，竟不推究。

中间黜免未久，寻复授用，冀能补过，而与折合骗。所谓大臣，义得尔乎……今遣归田里，终生不得适配，必削去爵土也。诏书追罪旧事，责其臣节，判处囚禁终生，几近落幕了石鉴的政治生命。论功不实，罪不自此。

石鉴的际遇，并非孤例。某种程度名门寒素的邓艾、石苞、张华等人，其政治命运也大体相似。石鉴、杜预之争，好像邓艾、钟会之争的暗讽。石鉴名其子为陋、尠，字云处淑女、处大约，是可玩味的。

吊诡的是，较长的沉隐之后，武帝剌又落成石鉴，更累擢至三司：乱，拜为光禄勋，复为司隶校尉，稍作特进，迁至右光禄大夫、开府，领有司徒。前代三公册拜，均另设小会，所以崇宰辅之制为也。

自魏末已后，废置不复行。至鉴，有诏令不会，欲以为经常。太康末，拜为司空，领有太子太傅。可注意的，是石鉴“领有司徒”的除拜。

武帝立国，并改置八公，史称“兹片假名号”而已。但如祝总斌所论，唯司徒常置府，并掌控品骘人物为先其选任、升黜的实权，“确与其他诸公有所不同，决非纯粹推崇之位”。石鉴的册拜，尤见礼遇。高层政治中，不奇怪的恩宠，常有诗意。

汉武帝封树公孙弘、田千秋，各是尊用儒术、改向守文的政治信号。晋武帝力拒舆论，封杨骏为临晋侯，亦是外戚兴起的标志。

“终生不得适配”的石鉴，何以显擢自此？石鉴领司徒的时间，史无明文，清人张熷甚疑石鉴“无领司徒事”（《晋书斠录》谓之）。石鉴拜为司空，本传记在“太康末”，《武帝纪》则云“太熙元年（290）三月甲子”，当以纪不尽相同。那么，本记“太康末”，或即石鉴领司徒的时间，于是以后半段以司徒辞官的魏舒。

武帝于太熙元年（290）四月去世，石鉴则于太康末领司徒、太熙初拜为司空，《晋书·职官志》云：其后太尉汝南王暗、车骑将军杨骏、司空千户所瓘、石鉴皆领傅健……以终武帝之世。武帝一直并未奠定顾命大臣的人选，而为杨骏乘隙专权。上述四人名单，或体现出有武帝对辅政人选的最后决定。

司马暗、杨骏、千户所瓘，分别是宗室、外戚、功臣的代表。“爪牙鹰虎”，与功臣大族有所疏隔的石鉴，则是作为抗衡的异质力量。

武帝末年，元老将尽，石鉴老而弥坚，“自遇如少年”，或也是得膺此任的原因。武帝身后，杨骏初擅权柄，疑不自安。监统山陵事，即控御陵兵的重权，可不宗室、功臣典任，而归入石鉴、张劭（杨骏之甥，后亦族灭亡），毫无疑问出自于杨骏，均可闻石鉴当时的位望。恰在此时，谣言称之为司马暗将举兵讨伐骏。

杨骏连忙矫诏令其石鉴、张劭进讨司马暗，石鉴按兵不动，开发利用司马暗已逃还许昌。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，早已消弭。

以事件的处置来看，石鉴与杨骏、司马暗之间，或许皆无所党同，而是若即若离，以抗衡镇安为委。石尠较少不受赐官太中大夫，初除南阳王文学，或即以二品起家为诸王文学（赐官非立身，并荐《晋书·邓攸传》）。其两夫人，一出琅邪诸葛氏，已闻前文。志云：夫人广平临水刘氏，字阿容，父字世颖，晋故步兵校尉、关内侯。

或即出有广平刘氏。以石尠生子年收，他嫁给于广平刘氏、琅邪诸葛氏，大约在晋初泰始、咸宁间。

换言之，西晋立国，乐陵石氏已由“寒素”进为“势族”。至石鉴孙辈，石定嫁给于沛国刘氏，妻父刘终嘏（石定墓志），即华芳墓志中的刘宏，父为肃成伯刘芬。

刘宏兄弟三人，各联姻荀氏、华氏、杜氏，均当时望族。又，石尠之女，娶江安侯颍川陈世范（石尠墓志）。

陈世范爵为县侯，其字“世范”，形似来源于陈寔碑“文为世范”（参《三国志·邓艾传》），应出颍川陈氏，即陈群、陈泰家族。又，石定兄弟某，嫁给于颍川荀氏，荀岳墓志云：息女珍，字徽音，年廿，带内乐陵石庶祖。石定字庶公，较少弟石努字庶昆，“乐陵石庶祖”当为石定兄弟行。

荀岳为荀彧从孙，荀柔之弟即堪称“日下荀鸣鹤”的荀隐。故石鉴孙辈，已结姻于海内名族颍川荀氏、陈氏，加之石鉴迭代三司，乐陵石氏的“世族”门第，已实是规模。西晋石定墓志永嘉元年（307），石尠乡居乐陵，汲桑攻，石尠身杀，长子石定、小子石迈同杀。

二年，怀帝入贡者护丧至洛阳，祔葬于石鉴墓外侧。石氏葬地，在武帝峻阳陵（南蔡庄北）以西大约二十公里处。北朝隋唐，乐陵石氏门第不贞（文略）。

毕竟，当是晋室南渡以后，乐陵石氏于南北皆少见人物。或可所述，在八王之乱的动荡不安局势中，石氏家族的经营，是以石陋一支处京师，石尠一支退据乡邑。

（参韩树峰《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有发展历程》）在与汲桑的战事中，石尠及其邑族一时间俱没有，使得石鉴家族在本籍乡里显然荡尽。而石陋一支，以及护丧回国洛的石恭，有可能亦随西晋灭亡而星流云骑侍郎。乐陵厌次石鉴一支，或覆宗于永嘉之内乱，故其郡望门第，在北朝隋唐的郡望谱系中，也随之沦没。

中古时期，乐陵石氏郡望的下降与反物质，是了解士族社会下门第乘载的生动个案。此外，由两志的行文格式及故事情节详，或可就其其文本的构成，以及状、策、志、记等文本间的关系，文多不赘。总之，由石尠父子墓志，乐陵石氏的人物事迹、门第流动，及其关涉较深的武、惠政局，以及中古墓志的涉及问题，或可前进了解。

凡此种种，大约正是西晋墓志的史料价值所在。小文蒙韩树峰、周鼎、熊长云等先生赐教甚多，谨此祝贺！责任编辑：朱晓峰编辑：刘威峻阳陵、崇阳陵示意图，出处《西晋帝陵勘查记》惠帝元康元年（291）十月，即诛杀杨骏后，石鉴进为太尉，位极人臣。

上至元康四年，石鉴去世，年八十余，其间再行无石鉴事迹的记述。诛杀杨骏，石鉴否与诛？史无明文。

返回石尠墓志，政变当日，石尠为何“刚强内省”？贾南风谋事所有鉴于的宦官董猛，正是惠帝东宫旧臣。同为东宫旧臣的石尠，当日于式乾殿内草拟诏命，难道视之为恰巧。

石尠以求违背贾后，有所全济，则不能有鉴于于其父石鉴的位望。以此而论，诛杀杨骏，石鉴、石尠父子，多半也是预其谋者。即便贾南风几乎绕过石鉴父子，借“诏谓之”石尠，他们也顺水推舟地沦为与谋者。

墓志所以故事情节直白，语焉不详，则是贾南风灭亡以后，“政治准确”的传达了。石鉴、石尠父子的立场，并非贾后党羽，而是由武帝遗志而奉为惠帝。这一点，均可载于八王之内乱中石尠的乘载。志云：赵王夺位，左迁员外骑侍郎骑马常侍。

三王举义，惠皇帝当真，拜为廷尉卿，除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。赵王伦夺位后，法度均贪，石尠不诛不新人奖，而是左迁下人，可见他并非贾氏心腹。故惠帝当真，石尠复拜为佩卿。

同时，也可看见，石鉴死后，石尠未转入权力中心，在八王之乱的诡异政局中，随波沉浮而已。三 乐陵石氏：魏晋门第的流动石鉴于武、惠之际迭代三司，石尠又曾任列卿、乐陵国大中正，假如西晋克终，乐陵石氏，不一定没挤身中古名族的有可能。石鉴“出自于寒素”，其夫人家世已不可考。

所谓“寒素”，是比较“势族”而言，非指寒贱。（参胡宝国《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》）由石尠退隐乡邑，“亲率邑族”，石氏在乐陵理应非常势力，先世或是并未得显宦的地方家族（或豪族）。石鉴仕魏为尚书、御史，石尠“有伦理刑折断”，皆无经学、玄学素养的记述，或亦与其家世仕郡县、练达文牍的风尚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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